广东省宣布将从今年5月1日起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比先前的标准平均提高20%以上。在这一标准下，广州市的最低月工资将提高至1030元。两个月以前，与之出口状况相似的江苏省就已经将最低月工资标准上调约13%，达到960元。频繁调高的标准针对春节后的“用工荒”，而如今“用工荒”的主体是“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是埋头苦干的“苦行僧”，他们有技术，挑选工作而不是工作挑选他们；他们也注重物质和精神享受，追逐时尚，并比他们的父辈有着更执着的“城市梦”。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民工群体的主体时，无可避免地对中国延续了多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了更大的冲击。
 

　　大年初八，大部分单位已开始上班。杭州拱墅区一家餐馆里，偌大的餐厅里却只有老板和老板娘在前前后后地忙碌。顾客因为上菜太慢、服务不周抱怨连连，老板只好不停地赔不是，称由于员工都还没回来只好自己上阵，人手太少还请见谅。老板说，这些80后、90后的孩子们要到初九、初十才回来上班，最晚的可能要过了元宵节。
 

　　 春节长假刚过，格兰仕的招聘主管与十几个身着制服的同事在广州火车站外组成了欢迎委员会，希望能在火车站的茫茫人海中寻觅到合适的农民工。这位主管表示，如果不是用工短缺，他们不会这样招工。
 

　　 一边是比第一代农民工更难召集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边是春节后比以往范围都要广阔的“用工荒”――中国的劳动力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并呼唤着改革的跟进。
　　 

　　 拉着拉杆箱的新生代农民与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不一样了
　　

　　 金融海啸波及中国时，80后生人朱美林（化名）失业了。
 

　　 这个农村孩子在消沉了一阵子后辗转来到北京，试图依靠在网吧和电子装配厂的经验学习电脑技术。他的目标是先靠之前攒的一点钱上电脑培训班，然后进电脑公司工作。
 

　　 然而，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方面，“电脑公司里全是大学生”的现实让只有高中文凭的朱美林逐渐萌生退意；另一方面，大城市的光怪陆离和丰富消费品也让他沉迷不已并为此花销不少。“可以接触到很多农村看不到的东西，人的素质都很高，有文化，收入也比农村高多了”，朱美林向记者如是概括城市的好处，随即他又扬了扬手中市价超过3000元的新手机说，“能听MP3、看MP4、能拍照、玩游戏、能聊QQ、还能上那个3G网。在农村就见不到这么好的手机。”像城市里的年轻人一样，朱美林也喜欢这些时髦的电子玩意儿，并为此背负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但他辩解说，现在工作机会多，挣钱还是比较容易的。
 

　　 不久，他就放弃了“电脑梦”，在老乡的介绍下做起了保安。这个工作在他看来要比之前福州的工作轻松许多。那时候，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月只领2000元左右的薪水。如果金融危机没有到来，朱美林觉得自己也未必会继续待在那个地方。“以前出来打工的人都没文化，以为丢了那个工作就活不成了。现在不同了”。小伙子显然比他的父辈们自信许多。
 

　　 像朱美林这样的农民工如今穿梭在城市的人群里，比他们的父母更渴望融入其中。这批人已经成为中国流动农民工的主力军，达到近1亿数量。他们在今年出台的中央1号文件里，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新生代农民工。这个以80后、90后年轻人为主的特殊社会群体表现出了不同于父辈们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力低，研究者称之为“三高一低”。
 

　　 朱美林坦诚地表示，这三个特征自己基本都有。但对于报道说用工单位认为年轻人太浮躁、不能扎实工作，他则有自己的态度，“你工资开得高点，待遇好些，就不信没有人留下来”。对他来说，福州电子工厂的工作条件实在是有点恶劣――南方如此酷暑，厂方竟然连空调也不给安装。相比之下，现在的保安工作时间上比较灵活，留给自己的时间也相对较多。
 

　　 典型新生代农民工朱美林的梦想其实很简单：工资比父辈们再高点，生活向城里孩子靠近点。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建这样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现在拉着拉杆箱进城的农民跟当初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可不一样了，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和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
 

　　 “对农村陌生”、“对城市熟悉”，也是众多学者概括这一群体时的关键词。除此之外，早在2001年就开始注意到“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的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在采访中还提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太大的家庭经济负担，他们对进城打工的看法不只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
 

　　 记者观察到，实际生活中，这些80后、90后的农民工看起来和城市里的同龄人基本无异。他们也吃麦当劳和肯德基，也用时尚手机、听MP3，常常上网聊天、游戏，网络用语熟稔于心。广州大学一份分析新老农民工消费的调查报告显示：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有近70%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或小灵通，通信费用占总消费的比例达15%～25%。
 

　　 然而，相同的生活方式并没能帮助他们真正迈入城市的门槛。尽管有数据表明，75%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将自己划入工人群体，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定居，但农村户口就像显色剂，反复强调他们的“农民”身份，尤其在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户籍不同，待遇的差别更加泾渭分明。
 

　　 在王春光看来，现在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农民工也不能在城市获得体面生活，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所无法忍受的。因此，中央1号文件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针对性措施中首先提到的就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是很好的信号”。王春光说：“给农民工平等的城市化机会和权利，合乎‘以人为本’，也是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而不是一种施舍，是农民工应该获得的最起码的权利。”
 

　　 民工网总裁熊骁则发出了更急迫的呼吁：3～5年内解决不好农民工问题，中国未来的发展堪忧。他所指的问题包括了同城待遇、身份认同，而这些都关乎户籍。
 

　　 即便如此，中农办的官员仍坦言，对于这一“非传统挑战”，“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事实情况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老话题户籍改革谈了又谈，始终没能真正破解。成都、重庆等部分城市尝试放开户籍，但大都针对城郊农民，并不适用于外来的打工者――巨大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
 

　　 改革艰辛，路仍长远。但怀揣城市梦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不断壮大，他们是推动政府执行改革的最大动力。　　
 

　　 中国会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吗？　　
 

　　 民工网，中国民工蓝领公益就业平台，每天为民工和企业提供双向信息。据其总裁熊骁介绍，近段时间来，招工企业的日均需求量为15万人，但每天求职的民工仅有10000～30000人。“真的是‘用工荒’啊！”面对这个巨大的缺口，熊骁感叹。
 

　　 在他看来，新一轮的“用工荒”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壮大不无关系。“现在的企业招工80%以上都要求工人年龄在18～25岁，只是因为最近的‘用工荒’才放宽了限制，变成18～45岁。”而18～25岁这个年龄段对应的恰恰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更有技术，但对工作的要求也更高，现在企业提供的很多工作他们不一定看得上”。熊骁说。
 

　　 如果进一步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求职特点，就是从“生存型”转向了“发展型”。不同于父辈的有工就打，为生计奔波，他们学会了凭一技之长选择工作。王春光说：“他们在选择就业的时候，不会不加区别地去接受，而会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选择，不是工作选择他们，而是他们在选择工作，有一些农民工宁可不工作，也不会将就他们不喜欢的工种。”这些，在第一代农民工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又比父辈更懂法律，维权意识强。他们中有如张海超这般，开胸验肺来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的，更多的是会把相关材料准备细致，到相关部门反映侵权情况的。
 

　　 面对这样一群有知识又重精神需求的农民工，很多国内企业发现：低廉的人力资源预算陷入了困局。
 

　　 王春光却觉得这并非是件坏事，“用工荒”恰恰是促使企业进行改革、创新和结构转型的机会。他指出，出现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因为农民工已经开始更新换代，而且体现了我国过去发展的不均衡。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企业仅仅将农民工当廉价劳动力看待，他们的生活、福利以及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实际上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利待遇。“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既然企业、社会不能人性化地对待他们，他们也没有必要以友善的方式对待企业、社会”。
 

　　 王春光说：“‘用工荒’已经为靠低廉劳动力维持发展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一不能像以前那样对待工人，必须要改进用工制度，建立长期稳定的用工制度；二是制度改进、技术创新已经迫在眼前。”
 

　　 当1亿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挑剔工作时，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抗议企业长久以来对他们的定位；当“用工荒”的主力变成新生代农民工时，实际上是在倒逼中国企业革新、中国经济转型。“总之，‘用工荒’昭示着我国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化的临界点或拐点，如果企业不作出有效的改革，就会失去竞争力，如果国家不积极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就会延缓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从而会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王春光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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